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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比较而言，有哪一个法系是在未能进化时是以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或者换句话说，有哪一个法系是进化到以道德为本的？世界各国法律都无而中华法系独有的道德本位，竟被王先生说成未能进化，实则大谬。

法典是这一转化或者演进链条中的高阶部分。在动员机制的意义上，需要考虑动员的对象、动员的方式等。

以数字技术提升法典的可及性，不仅体现在要保证法典的数字化版本的权威性、准确性、完整性，还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创新。法典立项应当具备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四、协同化要想成功推进法典化，必须做好单部法典内部、诸法典之间、法典与其他制度形式之间、法典与其实施之间、法治各子系统之间的兼容协调。(44)19世纪西方两大法系因印刷术的成熟而俨然成形。通过高位阶的领导、工作和协调机制，能够协调制度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克服条块关系带来的部门利益立法，实现党政协同、跨部门协同、官员与专家等之间的协同。

二是提升信息收集和集中处理的能力。(52)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04-127页。第三，法典化以长期激励为侧重点和目标。

后者关注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在实现其目标方面的效率表现。相对于印刷品，数字产品具有更低的复制成本、搜寻成本、交通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当人们说法典具有长久效力的时候，不仅是在强调法典所体现的某一种法律价值或法律学说的实证化，也是在强调法典所体现和建构的可预期性。另一种是从分散到集约的过程能够把多种类型的制度纳入国家的法治轨道，使其具有法制统一性，符合法治的形式合法性要求。

第一，法典化的时代语境已发生变化。基于实践需要，可以打破现有法律部门划分，按照诸法合一(30)进行法典编纂。

这类工作在实践中已获探索，一些国家已开始使用包含超链接的超文本形式颁布和更新法律，我国的一些商业数据库也推出了类似服务。法典的编纂技术应当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征。法典的长期激励作用，不仅有历史上法典所展现的长期生命所佐证，更重要的是，其是法治的内在品质的要求。[美]庞德：《法理学》(第三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页。

不同主体对法典化的积极推动或者反对阻挠，反映了在法典化进程中需要有一种高效的组织方式，(32)以协同不同主体的功能作用、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普通法国家在推动法典化进程的过程中，也成立了此类机构，例如英国的法典委员会、美国的统一州法律全国委员会。三、集成化制度的系统集成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律发展特别是法典化的重要特征。在实体内容上，法典化应当以保障人民权利为中心，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法典的根本宗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把关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规则集成转化为法典的具体内容、法律原则和法理精神。

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对某一领域有多部法律的，条件成熟时进行法典编纂。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参见王晓琳：《让每一部法律都装满民意——全过程人民民主系列谈之四》，《中国人大》2021年第17期，第37-38页。再如，在未来制定行政法典的过程中，我们或将面临行政主体、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司法审查等方面的问题。

(21)(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8页。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不但要关注那些与本部门业务相关的具体制度和法律规则的设计问题，更要关注那些在本领域事关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和重大问题。[比]热诺尔·罗兰：《理解制度变迁：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胡凯译，载刘志彪、郑江淮主编：《南大商学评论》(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48)瞿郑龙：《新时代法典化的法理——法典化时代的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十五次例会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第220页。第二，应转换法典化研究的知识范式。法典化既是国家治理中各个专门领域法典化的集合，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际运作过程。

参见[美]庞德：《法理学》(第三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43)参见舒国滢：《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文本的流传、修复与勘校》，《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第36-56页。

从推进新时代中国法典化进程的整体性视角看，则应当从法典化的功能定位出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实践需求，提取各领域法典化主张中体现法律发展规律和法典化之法理基础的共性的立法理念，将其作为新时代法典化的共同立法理念。其中，既要协调整合不同领域的法典化诉求，系统集成国家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存量制度和增量制度，也要协调法典化诉求背后的不同主体对法典化的态度和立场。

第一，法典化是制度形式从低阶到高阶的演进过程。法典的立改废释必须依照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从深化理论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各领域和各领域内部在法典化理论观点上的竞争和各有侧重，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法典化的理论认识。高质量的立法体现为高水平的治理效能。(55)就变化速度而言，法律快于缓慢变化的社会规范，慢于迅速变化的政策。(2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二○一四年十月二十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在当下中国，对法典应持功能主义的立场，根据国家治理的实践需求设定法典化目标。法典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传导过程，从类型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法典化乃至立法所依赖的知识资源的信息处理，一类是作为法典化之民主合法性基础的立法者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互动。

(5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54)法典化以长期激励为目标，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实现法治基础上的长治久安。

……2016年6月、2018年8月、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民法典编纂工作所作的请示汇报，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由此，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待法典化、去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等现象或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在广度上，法典化意味着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民主立法。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不应以制定出若干部法典或创制法典体系作为法典化唯一目的或法典化成功与否的唯一判断标准，而应看是否实现了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是否实现了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要想将一项司法解释或一份法院判决的内容转化为法典的内容，就必须在更广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考虑该项制度的功能和适用性。

论者尝试以多重制度系统(24)规范多元或法律多元(25)等术语来概括这种现象。法典化是实践性的制度工程，不仅要考虑实践需求和技术可能性，还要通过创造新的法律制度形式来回应具体的实践问题。

法典化的效能化，体现为通过推进法典化进程，建立起一整套以法典化和重大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机制，有效提升制度建设方面的国家治理效能。(51)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制度供给存在紧迫需求，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在不同领域、对不同问题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制度供给策略，所累积下来的制度需要在一定时机下得到进一步改革和创新。

(13)高仰光称之为理论终结性。徐涤宇：《拉美国家民法典编纂中的行动者》，《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56-68页。